“科学”不能负担之重：七十年前的青岛遗传学座谈会

米丘林主义是苏联生物学家李森科主导形成的一套遗传理论，借园艺学家米丘林之名，主张生物在环境影响下获得的性状可以遗传，否认基因是遗传的物质基础；它与以摩尔根为代表、以基因为核心的经典遗传学相对立。1948年，李森科在苏联取得官方支持，摩尔根遗传学在苏联被禁；1949年之后，这套学说全面进入中国。1956年8月，中国科学院与高等教育部在青岛召开遗传学座谈会，让两派学者公开辩论，是20世纪中国科学史的重要事件。关于这一事件，国内学界已经有过大量的研究。今天再看这场七十年前的遗传学大争论，我们当然可以简单地归结为外部因素对科学的干预。然而，当时亦有不少国内第一流的生物学家，对摩尔根的遗传理论提出了各自的质疑。在很多情况下，他们恰恰是站在科学的内部，对尚未成熟的基因理论提出了自己的疑惑和批评。本文以竺可桢日记为主要线索，重审这段历史。米丘林主义在中国的推广1949年10月，竺可桢获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很快，他便开始意识到，要从头学习苏联的科学与哲学，其中科学方面主要便是生物学。1950年3月5日晚，竺可桢等至北京饭店，参加中苏友好协会招待访华苏联教授的晚宴，期间他第一次见到了苏联生物学家努日金（Нуждин）。努日金时任苏联科学院遗传研究所副所长，是当时苏联生物学和农业科学权威李森科的得力助手，同时还担任《普通生物学》杂志的主编，该杂志正是李森科学派的大本营。1950年3月2日，他和考古学家吉谢列夫博士以及经济学家马卡洛娃三人抵达北京，开始了讲学之旅。根据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的说明，当年该会总共邀请了七位苏联专家到中国作系列学术讲演。1950年3月10日，竺可桢至中法大学旧址听取努日金博士关于生物学中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报告。在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所编的“努日金博士讲演集”中，有一篇题为“生物学中唯物论与唯心论的斗争”，虽未记讲演时间，但其内容与竺可桢所记基本一致。在这次讲演上，努日金一开始便表示，在生物学的每一个领域，都存在着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接着，他批评19世纪末兴起的“新达尔文主义”（也就是德国生物学家魏斯曼等人所创立的遗传理论）实际是对达尔文思想的一种反动。而之后的美国生物学家摩尔根提出的“基因学说”则是继承了“魏斯曼主义底最反动的方面”。此外，摩尔根主义还有另外一个特点，那就是用“统计学的研究以及以各种数学公式来代替真实的生物学的规律性”。在努日金等人看来，这显然是马赫主义，也就是现代唯心论的一种表现形式。最后，努日金向在座的中国听众们介绍了苏联的米丘林主义（又被称为“创造性达尔文主义”），提出“植物与动物在其发育过程中所获得的特性的遗传，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遗传并不是体现在基因当中，“生物的微粒，只要它不是小到已经失去生物的特质，是都具有遗传性的”。实际上，所谓的米丘林主义主要是由李森科等人所提炼出来的，与米丘林本人的关系不大。这套遗传学的基本要点便如努日金所总结的，包括了遗传并不限于基因，而是全面性的；生物在发育过程中经由环境而形成的特征，同样可以遗传；环境与生物之间具有统一性，并可以直接影响遗传。简单来说，李森科等人截取了拉马克与达尔文等人的某些观点，再加以重新组合，炮制出了一套看似自洽的“创造性达尔文主义”。也因此，将李森科的学说简单理解为拉马克主义，并不符合事实。就在1936年列宁农业科学院会议的报告中，李森科本人便坚定地表示，“我们并不是拉马克主义者”。3月17日下午，竺可桢又至中法大学听努日金的讲座，题目为“密邱林（即米丘林）学说与苏联生物学之基础”。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记录如下：谓1948年生物科学才走上到惟物主义道路上，有创造性的达尔文主义才把Morgan主义（在苏联）击溃。谓达尔文学说未能说明Variation变异之原因与夫遗传之方法性质，Weismann、Mendel与Morgan遂先后创Germ Plasm、Genes等邪说，说体质有二个不同单〔位〕，即Germ Plasm是管遗传的，其余部份是为保护营养的。……冬麦春化是中国农夫向来晓得的，冬麦与春麦之别，Morgan派以为是二个Gene之别，但Michurin可以随意变春麦为冬麦，或冬麦为春麦。如把冬麦于下种前五六十天加以低温，则亦可当春麦种，而且有遗传性。苏联几百万顷地已统用冬麦春化法而增加了生产。其次则用无性杂交，即是以不同种的番茄可以得到种子能遗传。苹果之无性杂交也成功了。此项原则即后天获得性能遗传，在动物亦然。（《竺可桢全集》12，53）根据中苏友好协会当年的统计，在到中国不足两月的时间内，努日金博士共作了23次演讲，举行了9次专家座谈会。而按照赵功民的文章所示，努日金共作了“76次演讲，开了28次座谈会，参加人数共达10多万人”，不可谓不勤奋。努日金在讲座中所称的“1948年生物科学才走上到惟物主义道路上，有创造性的达尔文主义才把M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