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沙龙摄影和何藩的黑白影像

在20世纪50至60年代，中国香港的摄影师们既用镜头语言展现了极具东方美学的图像，也用一幅幅照片，记录了迈向现代化的香港都市图景。10月30日起，位于上海苏州河畔的Fotografiska影像艺术中心呈现展览“再构香港：何藩与沙龙一代——现代性转折时刻的摄影”，回顾了那一代摄影师的摄影创作。走入展厅，最先看到的是一件单独陈列的作品《阴影》——黄昏的斜阳把一面白墙切成明暗两半，墙边一位身穿旗袍的女士侧身而立。这是摄影师何藩的作品，后成为香港摄影史里的知名作品。模特是何藩的表姐，拍摄于铜锣湾。何藩，《阴影》，1954年1933年，何藩生于上海，1949年，他随家迁往中国香港。小时候，他得到相机，便爱上了摄影，长大之后，他白天在中国香港的片场演戏，曾演绎邵氏和粤语片里的角色，收工后就背着相机到处走，关注那些唐楼的天井、木楼梯、白墙，以及街上的人。何藩，《暮色匆匆》，1950年代 何藩，《三人行》，1962年在他的另一件作品中，海堤大道上一个车夫拉着板车迎面走来，身后是有轨电车的车道、骑楼与暗下来的海面。这张照片几乎全靠光线叙事逆光把人物压成剪影，湿漉漉的路面反射着最后的天光。何藩曾说，这是自己拍的“时代的背影”——热闹的香港背后，是无数个赶在天黑前回家的人。展览现场 展览现场《澎湃新闻｜艺术评论》了解到，展览“再构香港：何藩与沙龙一代——现代性转折时刻的摄影”呈现了何藩、陈复礼、常惠珍等15位摄影师的72件摄影原作，26件重印及47件历史出版物，以聚焦20世纪50至60年代香港沙龙摄影的黄金时期。何藩，《午后闲谈》，1959年 何藩，《人生舞台》，1954年展览标题中，“沙龙”即“沙龙摄影”（Salon Photography），起源于19世纪末的欧洲，由“巴黎艺术沙龙”演变而来，强调摄影超越单纯记录、作为独立艺术表达的可能性。二战后，外国摄影器材与胶片逐渐走入中国香港的大众生活；大量来自大陆及东南亚的出版人、知识分子、艺术家与摄影爱好者汇聚于此，为这座城市注入了蓬勃的文化创作活力，并涌现出不少摄影社团和出版平台。1950年，摄影期刊《中国影艺》创刊；1958年，陈复礼参与创办“香港中华摄影学会”；李青、麦烽与陈复礼等人先后创办了《摄影俱乐部》、《摄影艺术》及《摄影画报》等刊物。这时，在香港的摄影师频繁参与世界各地的摄影沙龙，并通过比赛、展览及出版物进入更广泛的国际视野。常惠珍，《不同方式》，1970年 常惠珍，《交叉图案》，1997年在何藩的作品边，陈列的是常惠珍的摄影作品。常惠珍是战后中国女性摄影先驱之一，亦是香港现代摄影发展中的关键人物。她以黑白摄影记录1960至1970年代香港，从空间、形式与人物之间的关系出发观察城市。陈复礼则以“山水”这一东方美学为切入点，其作品受到水墨画及宋代山水画的影响，通过多底片叠放等暗房技术重新组织画面，使摄影在现实景象之外呈现更具诗意的空间关系。陈复礼，《春》，1962年 陈复礼，《月光曲》，1958年早在20世纪30年代，摄影大师郎静山便通过暗房中的多重曝光与“集锦”遮挡，将摄影写实技术与中国水墨山水的空间意识、虚实气韵融为一体。这一东方美学路径深刻启发了后来的创作者。1960年代初，陈复礼则提出“纪实与画意结合”的艺术风格，并主张融合中西文化，古今传承。而钟文略、何宗熹等人亦从山水中思考文化身份与传统根源的一种方式。他们在香港快速现代化的城市环境中继续处理山水、花鸟与城市景观的关系。何宗熹，《水上生涯》，1950年代 何宗熹，《形单影只》，1961年 钟文略，《城市之夜》，1950年代与此同时，现代主义也影响着摄影师的视觉经验。彼时，公共住宅、市政设施与商业空间大量采用了包豪斯及粗野主义简洁、功能性的设计语言。为此，摄影师们开始从建筑结构、线条、光影与几何关系中寻找全新的抽象形式。陈建邦，《盖屋顶》，1960年代 陈建邦，《深鞠躬》，1950年代 陈汝炬，《上落平安图》，1960年代 李健晖，《三人行》，1950年代 李健晖，《脚手架》，1960年代 张伯根，《华尔兹》，1950-1960年代展览中，陈建邦、李健晖等人的作品，以俯视、斜线、重复律动与明暗对比等方式重组城市空间，将功利性的建筑现场转化为极具张力的几何构成。此外，他们也将街头儿童、劳动者纳入创作题材，在唯美的摄影语言中加入更加具体的日常生活，为这一时期的香港留下了温厚的视觉记录。李永堂，《诱惑》，1951年 麦烽，《水袖舞》，1950年代 欧阳熊，《灯市》，1960年 赵锦超，《看球》，1960年 张宝玑，《线条女士》，1950年代展览顾问莎拉·格林说，“现代性并不只体现在城市题材本身，也体现在摄影师观看城市的方式发生了变化：从传统山水的空间意识，到现代建筑的几何结构，摄影逐渐成为理解当时的城市的一种视觉方法。展览所构建的，并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