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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治疗师化身为那个伤害你的人

当治疗师化身为那个伤害你的人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神经现实 ,编译:EY,作者:Klotz露易丝·伯克达尔·格伦特霍伊(Louise Birkedal Glenthøj)与重性精神障碍患者打交道,已有十多年。她知道,神经性厌食症很难治疗,即便接受传统疗法,仍有一半患者复发。因此,在最新研究中,她决定稍微换个方向:团队不再针对进食行为,或患者面对食…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神经现实 ,编译:EY,作者:Klotz

露易丝·伯克达尔·格伦特霍伊(Louise Birkedal Glenthøj)与重性精神障碍患者打交道,已有十多年。她知道,神经性厌食症很难治疗,即便接受传统疗法,仍有一半患者复发。因此,在最新研究中,她决定稍微换个方向:团队不再针对进食行为,或患者面对食物时的恐惧,而是邀请患者想象那个驱使自己限制进食的内在声音。

随后,研究者借助虚拟现实技术,把这个声音变成了屏幕上的化身。

伯克达尔·格伦特霍伊说,一些参与者创造了“看起来特别刻薄的化身”。她所在的VIRTU研究团队在许多此类项目中,与丹麦一家公私合作的VR治疗软件初创企业Heka VR合作。例如,有人设计的形象面容消瘦,或是灰暗而充满敌意。她说,也有人把自己认识的人做成了化身。“还有一些人,”她说,“当然会把自己做出来。”

在一系列治疗中,治疗师会说出患者脑海里的独白:“你真胖”“你根本就不该出生”,甚至是“你应该去死”。

哥本哈根大学心理学副教授伯克达尔·格伦特霍伊承认,让临床医生说出这些充满攻击性的话,听起来可能很奇怪。但她说,患者和治疗师会事先共同拟定台词。如果想安抚患者,或指导患者如何回应这个批评自己的声音,治疗师也可以从化身的声音切换回自己的声音。

越来越多研究正在检验虚拟现实或人工智能生成形象用于治疗的潜力,她的工作也是其中之一。在英国、丹麦和德国,与哥本哈根这项研究类似,这些工具被用来呈现精神病性障碍或进食障碍患者的内在声音,重复那些最苛刻的想法,鼓励患者与之对话,将新技术引入传统治疗。在荷兰,心理学家则开发了所谓的“深度伪造疗法”:由AI生成视频,呈现患者已故的亲人,或犯罪的加害者等真实人物,再由治疗师为其配音。尽管这些方法尚未得到充分检验,它们已经被用于少数患者,或计划很快在几个欧洲国家推出。

这背后的想法是,与深度伪造的人物交谈,或与之对峙,能够帮助患者获得心理上的了结。(化身和深度伪造在屏幕上的样子可能很相似,但化身疗法通常呈现的是一个人的自我或疾病的某些方面,深度伪造疗法则会以视听形式再现真实人物。不过,剑桥大学利弗休姆未来智能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卡塔日娜·诺瓦奇克-巴辛斯卡(Katarzyna Nowaczyk-Basińska)指出,这些定义仍在变化。)

支持者认为,与仅接受心理咨询等常规照护相比,这些方法更逼真、更有沉浸感,因此可能产生更大影响。他们还说,这些疗法让临床医生得以扮演一种角色,而在传统治疗中,承担这种角色可能会破坏医患之间的治疗关系。

然而,许多问题仍未解决,包括是否可能产生有害副作用,以及疗法究竟是否有效。英国近期一项研究比较了精神病性障碍患者接受长程和短程化身疗法的情况,发现两种版本都未对健康或生活质量指标产生实质影响。与此同时,英国一项2024年的试验发现,对于精神病性障碍患者,在抗精神病药物和心理咨询之外加用化身疗法,16周时的效果优于单用药物和咨询;但到了28周,尽管效果仍然存在,却“已不再具有统计学意义”。一些规模更小的研究和短期干预则显示出更有希望的结果。

在《柳叶刀》的一篇评论中,英国萨塞克斯合作伙伴NHS基金会信托机构及萨塞克斯大学的临床心理学家、研究员马克·海沃德(Mark Hayward)思考了一个问题:视听形式究竟是否必要,治疗师能否通过角色扮演等其他方法呈现患者的内在声音?他指出,迄今研究显示,化身疗法的效果较为短暂。不过,在接受Undark采访时,他也认为,这种疗法可以与其他方法结合使用。

海沃德专门治疗精神病性障碍等情况下令人痛苦的幻听体验。他说:“这意味着,作为一种独立干预,它不起作用,因为它无法带来持久的益处。”

支持者认为,与仅接受常规照护相比,这些方法更逼真、更有沉浸感,因此可能产生更大影响。

伯克达尔·格伦特霍伊等专家看到了这种干预的潜力:它或许能增强患者接受传统治疗的动力和反应。今年6月,她发表了一项随机临床试验的预印本,发现这种方法为受神经性厌食症和神经性贪食症困扰的患者带来了一些积极结果。她与合作者写道,虽然进食障碍症状的严重程度没有显著减轻,但这种方法似乎影响了一些相关的心理过程,并改善了患者的动力和认知灵活性。伯克达尔·格伦特霍伊告诉Undark,这种改善可能让患者更有动力改变某些行为。在完成虚拟现实治疗的患者中,一半以上在进食障碍问卷上的表现有所改善,对照组则只有39%。“我们看到了一些很显著的反应。”

她说,团队还有14项研究正在进行或已经完成,涉及精神病性障碍、自伤和难治性抑郁症等其他难以治疗的问题。她和同事计划进一步分析数据,以更好地了解哪些实施方式和患者特征能够预测积极的治疗结果。

“这是一种非常新、非常有力量的方法,很有潜力改变我们开展心理治疗的方式。”她说,“我们能看到它可能用于许多不同的障碍和症状。”

将内在声音,或患者生活中某个人的声音具象化,并非全新的想法。例如,经典心理治疗早已使用空椅技术。这种方法诞生于20世纪初的维也纳,如今仍是一种获得认可的治疗方法。哲学家、生物伦理学家乔舒亚·哈瑟利(Joshua Hatherley)曾撰文讨论哀伤治疗中使用化身的伦理问题。他解释,在空椅技术中,患者坐在一张空椅子对面,治疗师“实质上是在促成一段想象中的对话,例如让丧亲者与已故亲人交谈”。“在这种情况下,患者会对着空椅子说话,就好像那里坐着自己正在哀悼的逝者。”

伯克达尔·格伦特霍伊说,多年来,治疗师已将空椅技术用于多种问题,把患者的症状当作房间里的第三者来呈现。但她指出,化身疗法让这一过程变得更加直观。她说,对于精神病性障碍及其他严重障碍,空椅技术对患者的认知能力要求很高,“而在这种干预中,它就在眼前,以视觉形式呈现出来。你看着创造出来的形象,实时与它交谈”。

今年早些时候,在那项较大规模的研究之前,伯克达尔·格伦特霍伊与几位同事发表了一项涉及10名进食障碍患者的试验。初步分析发现,使用VR的化身疗法安全、可接受,并减轻了进食障碍症状。较新的那项研究则在2024年4月至2025年12月间随访患者,其中48人接受标准的饮食、精神科和心理支持,另有48人在相同治疗之外接受化身疗法。

预印本显示,在治疗结束的第12周接受评估时,化身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认知灵活性及治疗参与度指标更好,但进食障碍症状的变化并未达到统计学意义。作者写道:“尽管主要临床结局没有改善,这种干预仍使其所针对的心理过程发生了一致的变化。”伯克达尔·格伦特霍伊说,除了减弱进食障碍背后的相关机制,这种方法还可以帮助患者向治疗师,甚至家人表达自己的体验。她说,患者家属会告诉她:“现在我们明白了,你脑子里究竟在发生什么——它有多刻薄,置身其中有多可怕,那个进食障碍的声音都在对你说些什么。”“这让原本看不见的症状变得可见。”

31岁的米卡拉(Mikala)就是这48名参与者之一,她与神经性贪食症抗争了十年。她说,新冠疫情期间,自己的症状恶化,一度每天暴食和呕吐10次,最终住院。后来,她在Facebook上看到化身研究的招募广告,决定试一试。

2025年,米卡拉在哥本哈根大学接受了10次治疗,持续约两个月。她担心公开病情影响工作,因此要求不透露姓氏。她说,戴着头显进行VR治疗的感觉很奇怪,像在玩电子游戏。但令她意外的是,第六次治疗之后,那个苛刻的进食障碍声音消失了。“我当时想,天哪,它已经一整周没出现了。”她说,“它一直占据着我脑子里多得离谱的空间,而那里本该容下那么多其他东西。”

“这是一种非常新、非常有力量的方法,很有潜力改变我们开展心理治疗的方式。”

研究者认为,类似技术可能为其他问题开辟治疗途径。2024年,在加利福尼亚州经营虚拟现实医疗中心的心理学家布伦达·维德霍尔德(Brenda Wiederhold)写道,在哀伤治疗中,这些工具可以帮助人们说出从未有机会表达的话,“以期获得心理上的了结,推动哀伤过程向前发展”。

由AI驱动、模仿已故亲人的化身,已经进入消费市场。这类工具被称为哀伤聊天机器人(griefbots)或身后化身(postmortem avatars),让人得以与逝者的模拟形象交流。伦理学者担心,人们可能对这些技术生成的形象产生不健康的依赖,或以某种方式侵犯逝者的权利。但哈瑟利与同事在一篇讨论哀伤治疗中使用化身的预印本中写道,如果在治疗环境下使用逝者形象,由受过训练的专业人员在场监测,必要时介入,就能避开其中一些伦理问题。

另一个潜在用途是治疗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荷兰一家国家级创伤中心的临床心理学家、高级研究员杰基·琼·特尔·海德(Jackie June ter Heide)参与撰写了一项探索性的可行性研究。在研究中,两名性虐待幸存者面对加害者的深度伪造形象:这些形象由治疗师操控,看起来像是在通过Zoom与他们交谈。(她的一些研究合作者共同创办了一家公司,向心理学家和治疗师收费提供这项技术。)干预只有一次。一周后的评估中,两名患者报告自责减轻、PTSD症状减少。下一阶段是为一项10人研究制定临床方案。5月发表的一篇论文认为,这种方法“可行、可接受,并可能有效”。特尔·海德与同事已经完成研究,但尚未发表结果。

在最初的研究中,一名从幼年到青少年时期遭受侵害的患者对加害者说:“你知道你造成了什么吗?我这一辈子都在和这件事抗争,已经40年了。”按照特尔·海德论文的描述,那个形象回应道:“听到这些,我很难过。我想让你知道,这不是你的错,是我的错,我才是有罪的人。我做的事令人作呕。每天,我都为此感到非常难受。”

问题之一在于:如果真实的加害者不太可能道歉,深度伪造的加害者应不应该道歉?特尔·海德说,对一些患者,道歉可能有助于获得心理上的了结;对另一些人,这却完全没有说服力。“有些人会非常明确地说:‘我不希望你道歉,因为他永远不会说这种话。’”

特尔·海德说,这种方法特别适合处理内疚和羞耻。她解释,性侵幸存者回想起事件时,可能觉得自己很脏,或认为自己当时应该有不同的做法。“你希望治疗能够帮助人们认识到,事实并非如此。”她说。告诉患者:“‘你现在有力量了’,或‘你现在已经是另一个人了’,或‘这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所以,关键都在于它在你脑海中是如何呈现的。”

她强调,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至关重要。“非常重要的一点,”特尔·海德说,“是你确实了解自己试图治疗的障碍有哪些内在机制。”

面对易受伤害的患者,风险可能很高。在2024年英国那项针对有痛苦幻听体验的精神病性障碍患者开展的化身疗法试验中,两名患者死亡,一人死于自杀,另一人的死因未定。独立委员会认定,两起死亡均与患者所接受的治疗无关。英国国家卫生与临床优化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for Health and Care Excellence,NICE)的专家委员会在对这项技术进行早期评估时指出:“在管理精神病性障碍等严重精神疾病时,无论采用何种治疗方式,任何治疗都可能发生不良事件。”(两位专家告诉Undark,这项评估合理。“我认为化身疗法足够安全。”海沃德说。)

伯克达尔·格伦特霍伊说,在她的研究中,患者安全是一项重要考量。团队与患者亲属密切合作;如果患者住在支持性住所,团队也会与同住者合作。他们会在干预次日打电话检查安全状况;对于精神病性障碍患者,还会讨论是否需要住院。她说,这种治疗有些矛盾:为了让患者改善,它需要激起情绪唤起和一定程度的痛苦。

当被问到这种治疗会不会加重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精神病性症状时,伯克达尔·格伦特霍伊说,专家确实有过这一担忧,但多项研究——包括她自己开展的实验,总计约700名患者——都未引发这种反应。“它是安全的,国际文献显示的也是如此。”她说。她认为,任何使用增强现实、可能改变患者实际环境的技术,问题反而更大。“我会更担心那种方式,因为那时你确实是在干预真实的现实。”

将AI或虚拟现实引入治疗,让一些伦理学者和哲学家产生了兴趣,也引发了担忧。去年12月,阿姆斯特丹大学医学中心的哲学家斯蒂文·R.克拉伊耶费尔德(Steven R.Kraaijeveld)与人合写了一篇关于在心理治疗中使用深度伪造的论文。他指出,这种方法“引发了一系列伦理问题。不过,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合伦理”。

克拉伊耶费尔德在给Undark的电子邮件中写道,新方法可能带来意料之外的伤害。“对于与栩栩如生的技术形象互动,会产生哪些情绪和心理影响,我们了解得还不够——无论这些形象是他人,还是我们自己,也无论它们以图像还是声音出现。”

“在投入使用之前,还需要更多研究来评估深度伪造疗法的效果。”

其中一个哲学问题是:即便这些技术能帮助哀伤者获得心理上的了结,它们会不会改变人们对已故亲人的认识?克拉伊耶费尔德说,记忆“是人类存在中如此根本的一部分”。他接着说,如果一个人与已故亲人的深度伪造形象交谈,“你是在创造新的记忆,对吧?”他补充,这也可能改变或侵蚀已有的记忆。

一篇2025年发表、讨论深度伪造疗法伦理和法律问题的论文指出,治疗师应谨慎行事,确保患者不会对其产生依赖。作者还担心,为制作深度伪造而收集视频、照片或其他材料,可能揭开旧伤。他们写道:“在投入使用之前,还需要更多研究来评估深度伪造疗法的效果。”

那篇论文的通讯作者玛丽克·巴克(Marieke Bak)是一名生物伦理学家,正在参与欧洲一项AI伦理项目。她告诉Undark,除了技术知识,治疗师的专业能力以及对患者的了解,也是这种方法的核心。“我认为,这种联系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在论文中的一个担忧是,如果它脱离了治疗情境,会怎么样?如果这个深度伪造中不再有心理治疗师的声音,又会怎么样?”

海沃德认为,对一些患者来说,化身疗法带来的情绪冲击也可能过于强烈。他指出,精神病性障碍的试验中,退出率相当高,可能是因为以这种直观方式面对那些声音,在情绪上很难承受。

纽约的精神科医生、心理治疗师玛琳·韦(Marlynn Wei)接诊的是焦虑患者,而非精神病性障碍患者。她曾撰文讨论AI对精神健康的影响,也担心治疗师对患者说出充满攻击性的情绪表达,会怎样影响治疗关系。

“作为一名精神动力学与体验式取向的治疗师,我自己不会愿意扮演深度伪造的人物。”她在电子邮件中写道。她补充,针对PTSD、遵循创伤知情原则的治疗已经有很多,并不需要这种干预;“而以这种方式开展治疗,涉及重大的伦理和专业问题”。

她写道,这些方法似乎“非常难以拿捏”。

尽管有关深度伪造和化身治疗的问题仍然存在,它们已逐步走进治疗室,至少开始用于某些问题。伯克达尔·格伦特霍伊说,在丹麦,化身疗法已经成为一些地区精神卫生服务的一部分。

英国也已在国民保健服务体系(National Health Service,NHS)的部分机构试行化身疗法。研究者还启动了一个项目,在埃塞俄比亚和印度检验其适用性。为该研究提供资助的英国慈善机构惠康基金会(Wellcome Trust)称,这可能促成“全球推广”,并在未来五年内推动NHS广泛采用这种疗法。不过,海沃德表示,即便在英国,要让化身治疗广泛普及,所需的数字基础设施也还不存在。

“对于与栩栩如生的技术形象互动,会产生哪些情绪和心理影响,我们了解得还不够。”

伦理学者和心理学家也告诉Undark,需要更多实证研究来证明这些新技术的效果。在海沃德看来,化身疗法确实有些潜力,尤其是作为难治性患者综合治疗的一部分。

“与其说我怀疑,不如说我比较谨慎。”他说。在临床试验中,总会有一些患者报告受益,另一些则没有。他指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继续发展这一系列以关系为基础的疗法,例如关系疗法、化身疗法,以及与声音对话的疗法。”

“每一种都有它的位置。每一种都应该继续接受评估。”

来源:AI and Virtual Reality Enter the Therapist’s Office,Undark

弗里达·克洛茨(Frieda Klotz)是一名常驻布鲁塞尔的记者,也是Undark的资深撰稿人,报道文化、健康与生殖医学。

原文出处:虎嗅 (本文由聚合程序自动采集,版权归原作者所有)